2024年7月，杨某通过某相亲平台结识了王某。为获取王某好感，杨某两个月内陆续在该平台购买虚拟币，向王某赠送礼物，共计花费9400元。
此后，双方通过微信继续聊天，并先后见面两次，但始终未正式确立恋爱关系。在王某的暗示和索要下，杨某又多次通过微信陆续向其转账7600元。
后双方关系破裂，杨某多次要求王某返还17000元未果，遂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平台打赏9400元：认定为一般性赠与，不予返还。
杨某在直播平台购买虚拟币、向王某赠送礼物，属于充值真实货币在直播间购买虚拟礼物，具有随机性和任意性，系基于对王某直播内容的喜爱或支持而作出的自愿赠与行为。
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应当知晓并承担该行为的法律后果。且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赠与附有明确条件（如“确立恋爱关系”等具体约定），故应认定为一般性赠与。赠与财产权利已转移，无法定撤销事由，对该部分款项的返还请求，法院不予支持。
微信转账7600元：认定为附条件赠与，应予返还。
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、转账时间节点等证据，法院认为该7600元与直播打赏性质不同——杨某的转账明显以双方恋爱关系的成立或稳定发展为目的，属于附条件的赠与。
而王某从始至终并无与杨某建立恋爱关系的想法，在此情形下，仍通过微信聊天向杨某索要、暗示转账，有违公序良俗。双方仅见面两次，未确定恋爱关系，赠与所附条件并未成就。王某继续占有该款项缺乏合法依据，判决予以返还7600元。
争议焦点一：本案是不当得利还是赠与合同？
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，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；赠与则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，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行为。
二者虽表象相似，但存在根本区别：不当得利中，受损一方的付出往往有违本意，获利一方缺少法律或合同依据；而赠与合同中，赠与人自愿处分财产，受赠人获利具有法律依据。
本案中，杨某虽以“不当得利”起诉，但根据查明的事实，其刷礼物和转账行为在当时均为自愿作出，符合赠与的法律特征。故本案应按赠与合同纠纷予以处理。
争议焦点二：婚恋中的财物给付如何定性？
在婚恋交往中，一方出于建立、维持或增进感情的目的向另一方给付财物，其真实意图往往附有条件或目的——即期待与对方建立恋爱乃至婚姻关系。
杨某与王某在相亲平台相识，在私下交往中，杨某应王某要求进行微信转账，结合双方聊天记录及见面情况，足以认定是以建立恋爱关系为前提的财物给付。当该目的未能实现时，给付行为的基础即不复存在。
争议焦点三：一般性赠与 vs 附条件赠与，如何区分？
在网络直播平台中，用户基于娱乐、支持主播等目的，随机、自愿刷送的虚拟礼物，该赠与行为在完成时即告成立并履行完毕，在无证据证明赠与附有明确条件的情况下，通常认定为一般性赠与，赠与人不得随意撤销。本案中，杨某在直播平台为王某刷送的价值9400元的礼物，系其在平台公开场景下作出的自愿消费行为，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赠与附有明确条件，故该部分款项不予返还。
与平台打赏不同，私下交往中的大额财物给付，应当结合给付背景、目的、金额、方式及双方沟通内容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性质。若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该给付系以缔结婚恋关系为条件，则应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；所附条件未成就时，受赠人继续占有该款项缺乏合法依据，应予返还。本案中，杨某通过微信向王某转账的7600元，发生于双方线下见面后的私密聊天阶段，结合王某在聊天中的索要行为、转账金额、时间节点及双方尚未确立恋爱关系等事实，该款项具有以缔结恋爱关系为目的的属性。现双方未能建立恋爱关系，该赠与所附条件未成就，王某继续占有该部分款项缺乏合法依据，依法应予返还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，取得不当利益，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。
第六百六十一条 赠与可以附义务。赠与附义务的，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。
第六百六十五条 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，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。
（作者：崔鹏宇 作者单位：临江林区基层法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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